中国应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过去人们常说，美国一打喷嚏，加拿大就感冒。如今，当中国打喷嚏时，许多经济学家担心，它的虚弱会传染给世界其他地区。

人们把中国当前的问题归结于多种因素：国内需求疲软、经济自然而然地趋向成熟，当然还有与美国的关税战。这些因素似乎正在侵蚀中国此前对全球增长的巨大贡献，令市场紧张不安，并引发部分跨国公司下调盈利预期。

但是，即便美中贸易争端得到解决，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火车头的角色还面临一个更为根本的因素的威胁——在市场化改革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开倒车——正是市场化改革在过去35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进步。

邓小平等领导人自1978年开始推行的市场化改革，让民营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初，这类企业是非法的，但很快被合法化，后来还被认可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从国家主导的银行体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信贷。

这些改革举措使民营企业对中国在产出、就业和出口方面的强劲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最终让中国成长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

当习近平2012年秋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许多分析人士预计，他将在这一辉煌遗产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的确，仅仅一年后，他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中共会议，通过了一项意义深远的改革计划，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然而，自那以后，习近平基本上放弃了这种方针，转而聚焦他的反腐败运动。他还一再强调国家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的作用——尽管国企效率低下已有确凿证据。

中国财政部承认，即便是在享受各种直接补贴之后，逾五分之二的国有企业仍持续亏损。它们依靠大量增加的银行信贷维持运转，导致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升至创纪录水平。

由于习近平一再告诫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中国政府在特定行业主导了一些大型企业的合并。这种不太明智的整合削弱了竞争，减弱了创新和成本控制的动力。

不出所料，自合并热潮开始以来，超大型国企的资产回报率下降了一半以上。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生产率有所提高，工业部门民企的生产率如今几乎是国企的3倍。

这些笨拙的巨型国企吸走了份额越来越大的银行信贷，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生产率更高的民营企业为代价。自2013年以来，流向民营部门的银行信贷所占的比重下降了80%。虽然信贷总量增长迅速，但银行对民营企业的绝对贷款额也出现大幅下滑。

这逆转了一种长期趋势——民企的投资份额近几年先是进入停滞，然后出现下滑。同样，虽然过去10多年来民营工业企业的产出增速是国有工业企业的两倍，但这种情况自2017年以来发生了逆转。

这既反映了民营企业的银行信贷渠道受到挤压，也反映出影子银行体系近来受到整顿的影响——随着银行贷款开始枯竭，影子银行体系一度成为民企信贷的来源之一。政府保护私有产权不力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削弱了许多企业家对体制的信任和信心。

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率急剧下滑（国企控制着约30万亿美元的资产，相当于中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两倍多），加上民营企业投资下降，正导致中国的平均年增长率降低约两个百分点。

习近平或许接受这种状况，把它当作是维持国有经济部门的代价，他将后者视为维持政治控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如果中国不回归更加市场化的经济政策，即便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争端得到解决，中国的增长也很可能进一步放缓，同时给全球经济带来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