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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的信贷高速增长之后，中国领导层如今对降低金融风险极为关注。就在不久前，官方还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多次就这个主题发表讲话。
顶层的如此关注，已带来了重大政策变化。中国保监会前主席已落马，中国开始严格执行限制性更强的政策。保监会前主席曾允许保险公司用销售短期寿险保单所得资金，进行流动性差的长期投资。咄咄逼人的新领导层接管了中国银监会，银监会几乎立刻发布了抑制银行进行监管套利的新规，并开始调查银行对少数几家实施大举海外并购的公司发放过多贷款的情况。
中国央行采取措施提高了多种短期利率，包括银行间市场的短期利率（这很重要）。最后，中国国务院（即内阁）上月成立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Commission)，以更好地协调不同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
与此同时，最近几个季度里中国的信贷扩张已显著降温。
传统观点认为，收紧金融环境，加上公司盈利复苏的力度逐渐减弱，将压低增速——这与官方政策背道而驰。决心实现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到2020年的10年里翻一番的长期目标的中国当局，将不会用如下方式回应，即缩减预算赤字并推进适当的结构性改革（比如缩减亏损的国企的规模）。相反，中国当局的回应将是继续保持庞大赤字、延续此前的疯狂信贷扩张速度，以推动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结果将是公共债务和公司债务的进一步飙升。就公司债而言，IMF预测，到2022年国内信贷相对GDP的比例将升高至近300%——在世界其他地区，跟这一比例联系在一起的，要么是（当杠杆过高的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时）增速大幅放缓，要么是金融危机（如果杠杆过高的问题被忽略的话）。
这一分析忽视了几个因素。第一，中国领导层显然已提高了降低金融风险相对于实现最大经济增速的重要性。他们似乎准备好接受略低一些的增速，甚至是一定程度上金融压力的增加，作为让信贷增长更温和的代价。
第二，尽管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增长已放缓，但中国在10年内让真实GDP翻一番的目标已触手可及。10年翻一番需要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2%。在截至2016年的6年里，中国实际GDP的年均增速为8.1%。今年的增速起码将赶上去年的6.7%，这样一来，如果未来3年平均增速达6.3%的话，就将让中国经济增长实现上述目标。
第三，中国增长对信贷驱动的投资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消费增长的地位变得突出，在2015年和2016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三分之二，在今年上半年的贡献率更是超过五分之三。
对家庭而言，消费增加受到了工资、利息和经营收入、以及政府转移支付提高的推动。这样一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自2013年以来一直高于GDP增速。这一趋势看来注定会延续下去。鉴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加上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的服务行业的兴起，工资有可能继续相对较快地增长。政府看来还可能进一步提高养老金和其他转移支付的金额。
所以说，要实现6.3%的增速，应该不必以信贷扩张保持跟最近这些年相当的速度为前提。当局应该维持这种更温和的信贷扩张——这跟降低金融风险和让中国增长更可持续的政策是一致的。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尼古拉斯•拉迪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文章原载于FT中文网。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