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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周里，有些迹象表明英格兰银行的预测和货币政策流程发生了改变——渐进的改变，但始终是改变。去年，英格兰银行理事会委托他人对该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的各方面表现进行了三项审查，并已在去年10月下旬公布。3月13日，英格兰银行发布了其对这些审查所包含的各个建议和方案的最初回应。我是其中一项审查报告的作者，该项审查着眼于货币政策委员会（MPC）的预测能力及其与货币政策流程的关系。上周传递了即将发生变化的另一个信号——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向英格兰银行传达了MPC政府职能范围的变化。财政大臣欢迎英格兰银行对所谓的斯托克顿审查报告的回应，并且职能范围特别向政策框架中的进一步改变敞开了大门，而我的报告已经讨论了其中的一些改变。
我就MPC各项预测能力的审查向英格兰银行提出了21项方案，以利用从危机及其后果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当它们影响经济预测及其与货币政策局部战术和整体策略的关系。我围绕3个领域组织我的审查：预测流程和机构、货币政策决策对预测的整合、以及面向公众和市场参与者的交流及预测透明性。
从最初的回应来看，英格兰银行于这3个领域似乎都在取得进展，包括许多细小的步骤和几个旨在改进的大步伐，但是，没有大胆的飞跃。
我向MPC提出的一些最不具争议且较温和的方案侧重在减少预测流程的封闭性以及增加内部和外部质询的开放性。对此，英格兰银行已承诺在内部对预测误差进行更有力的检查，并且其内部评估将接受公众监督。一个扩充版的预测评估流程预计将在8月份的通胀报告中体现。
英格兰银行还计划让MPC预测中使用的主要经济计量模型（被称为罗盘模型：Compass model）更为透明。英格兰银行之外，很少有人知道关于罗盘模型的信息，尽管在各个央行，它的重要性就像知识组织工具。学者、外界预测专家、或其他专业人士有机会就此模型向英格兰银行员工和MPC提出反馈，应该受到欢迎。
我的审查发现，英格兰银行没有充分利用其员工的专业知识。对此，英格兰银行正开辟新的渠道，允许员工挑战MPC的预测。更多员工将参与到预测流程中，并且那些具有特殊专业知识的员工将有助于形成讨论。为了这些努力成功，英格兰银行的一些文化上改变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小小的步骤清楚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正如我的审查所建议的那样，英格兰银行也在探索预测流程的改善，更好地将其与货币政策制定联系在一起。如今，通胀报告将包含MPC预测所基于的各项判断和假设的更多细节。在我进行的背景采访中，许多沮丧的外部观察员称，针对受限于两个扇形图和定性描述的预测，提出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对预测的更多量化支撑将显著提高其透明度。在另一个有益的步骤中，英格兰银行表示，当需要阐释关键影响的各种量化结果发展得与基准预测中假设相异时，它将使用不同的替代性情境。这一信息应该有助于公众了解预测本身的风险。
在另一个改善中，英格兰银行已表示，预测流程会更加重视预测本身和货币政策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MPC在其各轮预测中很少或者没有时间讨论货币政策的局部战术和整体策略。此外，员工向MPC提供极少的背景材料，以列出应付预测变化和风险的其他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虽然，对如何实现这些改变，英格兰银行的回应是含糊的，但是我觉得，它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承诺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鼓舞人心的。
对于斯托克顿审查报告所包含的更大胆且更基础的各项变化，英格兰银行大部分予以拒绝或留待未来考虑。例如，该审查报告提议，开发一项独立的员工预测。英格兰银行似乎已经拒绝了这一提议。目前，员工主要是根据各种数据变化和各项有条件的假设，来更新MPC之前的预测。虽然员工可以在预测中提出更改，但是MPC从来没有遇到过一次来自其专业员工对经济前景完全独立和无偏见的看法。这种方式可能至少是MPC预测中某些持续性错误的一个原因。员工预测应当作为我所说的集中在一些争议性问题上的“建设性刺激因素”，这些问题留待数据或时间予以解决，而不是被MPC否决时就不做深入考虑而被终止。建立员工预测也将鼓励员工去获取经验和更有冲劲，从而解决员工和大多数MPC成员之间经验的明显不平衡。局限于协助MPC的预测，员工没有动力去付诸努力以获得这一领域必要的专业知识。如果员工对一项独立且有影响力的预测产品拥有所有权，激励会更大。英格兰银行显然是担心，员工预测会干扰与外界的交流。但是，如果员工预测在一个时间差之后公布，避免转移对MPC自身预测的注意力，这一担心将得到纾解。
另一个对现行实践的更改中，我的审查报告提议，在预测流程中的某个点，对MPC成员的个人预测进行详细讨论。这一更改将确保，MPC最后的扇形图预测反映该委员会的重心。可以肯定的是，MPC成员确有机会表达对扇形图的不安。但是，遗留的分歧程度从来没有被量化过。我还建议，在通胀报告中包含一项个人预测的量化摘要。该摘要可以简单报告一下实际GDP增长和通胀预测的区间以及9位MPC成员预测的这些区间的中位数。这一信息，通过向公众展示内部分歧，让MPC更加透明和负责。毕竟，这场危机说明共识有时候是多么的错误。
英格兰银行不愿采取这一路径，是源于担心有损委员会审议以及干扰其主要信息。这一担心是合理的。MPC预测结果源自其“最佳的集体判断，”一个旨在鼓励共识的流程。这一流程是可靠的并应予以保留，但是，如果内部征求意见就会损害“最佳的集体判断”，我怀疑它太脆弱了。公布个人预测的区间和中位数不会削弱MPC的主要信息，除非各项意见分歧很大——但，这恰恰是这些信息对公众最有价值的时候。
我还建议，英格兰银行考虑对政策展望做更多沟通。许多其他央行是通过披露官方预测的政策工具、政策措施的门槛、基于日月周期的指导以及其他，来进行沟通的。在任何意义上，MPC都没有提供这些信息。事实上，MPC的预测都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率预期和银行利率不变的假设条件为条件，让外界观察者来推断适当的、可取的或最优的策略。英格兰银行表示，就这一步骤还未做出没有明确的决定。
有趣的是，这一个方面正是我的审查报告和上周政府发布的MPC职能之间最大的重叠之处。除了承认可能需要扩大资产购买，政府的职能范围要求MPC连同其8月份的通胀报告，评估政策制定时中间阈值的使用。我建议上述职能范围包括，英格兰银行考虑大范围的各项可能方案的评估，从有关政策工具的更多前瞻性指导，到政策框架更基础的改变，例如我的同事托马斯·海尔布莱特（Tomas Hellebrandt）所青睐的名义收入目标制（the nominal-income targeting regime）。虽然，面前的最佳路径仍不明确，但有几个可行且可用的方案，以提高英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英格兰银行所实施的改变没有更快也不更大胆，是否令人失望？我不这么认为。我的审查报告是去年10月底完成的，那是4个多月前。作为以谨慎闻名的央行行政系统，英格兰银行已经以闪电般的速度在行动了。而实行的变化为改进提供了切实的机会。此外，我所提议那些更基础的调整方案没有被采纳，有诸多可以理解的原因。英格兰银行将在今年6月更换领导层，而在换届之前更大范围的变化似乎并不明智。即将上任的领导者应当有机会介入决策。最后，我欣然承认，我提议的供考虑的所有方案，是基于更大程度的反思和对制度性约束更强烈的觉察，它们并非都证明适用于英格兰银行、MPC及其员工。总而言之，他们正在取得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