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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文德•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和 阿迪蒂亚•玛图（Aaditya Mattoo）和
全球在气候变化上取得进展了吗？最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观点，因注意到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包括中国，排放量比GDP的增长要慢，OECD认为排放量与GDP正在脱钩。可惜的是，所谓脱钩是一种误导：1960年至2000年近40年间，排放量比GDP增长要慢的趋势是真实的。从那时起，或者近十年来，脱钩的速度已经停滞（甚至逆转），并且，现在的排放量与GDP同步增长。下图显示了最近的停滞。
全球排放量占全球GDP的比率
(按2000年的美元价格计算，每一美元GDP中的排放千克数)
Source: World Bank’s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nd IEA’s Emissions data (201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和国际能源署（IEA）的排放数据（2012年）
该图描绘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全球GDP的比率。（1960年至2009年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0年的数据是利用国际能源机构最近的排放量数据推算出来的。）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都在不断下降的排放量与GDP比率曲线，已经趋平（甚至小幅上扬），尽管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排放量与GDP比率均在下降。因此，任一国家的排放量增长可以与GDP增长脱钩，但是全球排放量不一定与全球GDP增长相脱钩。
这是怎么可能的呢？基本上，全球GDP正转移到快速增长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这个转移与以下事实交织在一起，即相形之下，快速增长的国家有更高的排放量与GDP比率，而增长缓慢的国家已经使排放量与GDP脱钩。从全球视角来看，这是退步而非进步。如果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要快的这一最新模式得以继续，那么排放量与GDP曲线不会向下弯曲。
着眼于全球排放量和全球GDP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其他原因。所有国家的数据与生产中的排放量相关联。正如迪特尔•赫尔姆（Dieter Helm）教授在其新书《碳危机》中所提出的，人们应当关注消费而不是生产：例如，如果英国的一家钢铁厂关闭了，英国的排放量将下降。但是，如果英国的能源需求仍然存在，那么钢铁生产可能向中国转移。有点不公平的是，这将以中国的排放量上升而表现出来。但是，按这种排放方式，世界将变得更加糟糕。避免此问题的一个方法是简单地去查一下生产和消费的全球排放量。
着眼于全球GDP的优点在于它捕捉到了全球的能源需求。未来全球GDP的增长将呈现出富国能源需求下降，但同时穷国的能源使用将从非常低的现有水平开始上升。穷国在未来不断增长的能源使用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在道义上也是势在必行。
应当如何减少排放量呢？人们可能会问，到2050年前让世界有个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的成功可能性，需要做些什么。或者，为了拯救地球，排放量与GDP曲线需要下弯多少？我们可以就全球人均GDP增长（比近些年来所历经的要低的3%，且假设低收入国家表现不佳）和人口增长（0.8%）做一些合理假设。这些假设结合了在2050年将排放量控制在约15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这个目标可能偏高），意味着排放量与GDP比率需要从目前的0.8下降到约0.08，或者10倍的下降。
该图中， 在2050年几乎看不见的小条，是世界需要前进的方向。为了所有务实的目标，我们在2050年之前需要一个碳更少的世界，以满足气候变化的目标！请注意，从现在到2050年之间，这一曲线比我们历史上所见的（相比之下，美国医疗成本曲线的下弯非常简单）要陡峭很多。基本假设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它们不会改变排放量与GDP曲线需要弯曲多少的基本事实。
另一方面，如果排放量与 GDP曲线朝着任何接近于当前轨迹的地方前进，我们将目睹约900-1000亿吨的排放水平（2050年GDP总值以2000年价格计算，约为185万亿美元），数量级大于2050年约150亿吨的目标。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新书《绿色印记》中，我们认为，除了根本性的技术变革，没有什么可以帮助调和经济增长、能源利用愿望与气候变化目标之间的矛盾。
两位作者的新书《绿色印记：气候变化合作的新途径》由全球发展中心出版。
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来表示排放量与GDP关系，不会改变结论。因为全球产出的构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对能源的需求和全球GDP的碳排放强度会有些自然的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