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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10月27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引来无数仰慕者和批评者。仰慕者强调政府插手引导经济实现快速增长，认为其国有企业将商业管理和国家使命完美结合。批评者反驳说，这是无法长久的表象，具有创新精神的私营企业家受到压制，他们输给国有企业，而国企负债累累，带有政治目的的投资最终会给中国带来灾难。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网站10月24日以《未阐明的资本主义》为题报道称，双方阵营都视为理所当然的是，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践行者。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有95家公司登上《财富》杂志500强企业榜，其中约80%归政府所有。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中文名罗迪——本报注）对这个流行看法提出质疑。在《市场高于毛泽东：中国私营企业的崛起》一书中，他井井有条地罗列了中国的种种数据证明，自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以来，是私营部门而不是国家推进了经济增长。
在关于中国经济的喧嚣争论中，拉迪的观点值得一听。他在40多年前中国尚处在毛泽东时代时就开始研究，这期间以清醒的头脑追踪官方统计数字的迂回曲折——修改、中断和反常。他那不带感情、满篇数字的行文在寻常读者看来平淡无奇，但对于那些试图评估中国商业环境的人来说塞满了确凿证据。
不妨想想这个对于讨论国家资本主义至关重要、似乎非常简单的问题：中国的私营部门有多大？人们很容易只看到被官方定性为私营的那部分企业。但这会遗漏由私人股东控制的合资企业，还会忽略成千上万的夫妻店——它们的收入不到500万元，只在中国数据迷宫的另一个角落显现。据粗略计算，2007年，五分之一的工业产出来自私营公司。若全面计算，它们所占比重会达到五分之三。
按照对私营公司的广义、但并非最广义定义，拉迪称，它们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在城市，自1978年以来创造的2.5亿个就业岗位几乎全部在私营部门。1978年，99%以上的城镇劳动力为国家工作；到了2011年，这个比例只有18%。出口方面，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从1995年的三分之二降至2012年的11%。国家在很多“支柱产业”——也就是政府从政策上谋求予以控制的产业——也处于被动地位。国有企业在采煤业的比重从2006年的66%降至2011年的50%。自2008年中国采用政府指导下的大规模刺激计划抵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私营部门继续向前迈进。国有工业公司2008年以来的平均产出增长率是9.2%，而私营公司是其大约两倍（18.2%）。
拉迪认为，私营部门的巨大成功来源于它的非凡效率，也来源于国家逐渐放宽管制。政府并未让企业家轻松享有这一切。有限责任——它让所有者在公司倒闭时免于破产——的概念直到1994年才被写入中国的法律，2006年起才适用于较小的企业。尽管有诸如此类的种种障碍，私营企业的绩效始终优于国有企业。2012年，私营工业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实现13.2%，而国有企业仅达到4.9%。
正是由于这种差别，虽然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日益收缩，对其进行改革以提高其效率非常重要。它们仍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经济的累赘。连国家控制下的金融系统都开始认识到这一点。2012年，略高于一半的企业贷款给了私营公司，同20年前的几近于零形成鲜明对比。
拉迪的评判引起争议。近年来至少有另外三本书和大量学术论文探讨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这让政府确实推动了经济发展的看法显得十分可信。对拉迪的一种反驳意见是，国家通过其强大的监管机构和吸收企业家成为中共党员仍掌控着大局。例如，中国私营部门技术企业巨头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制订了让外国公司处境艰难的规章制度，而且归根结底它们要在中共划定的限制范围内运营。但问题不在于中国政府是否把持着大权——那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是否造就了某种新型的由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深入的研究发现，它的最大贡献是为私营公司按自己的意愿做事创造了空间。
来源: 参考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