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dy
上海自贸区建设是国家战略，是先行先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从国务院发布的自贸区总体方案看，上海自贸区将在金融、贸易、税收、监管等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其中金融领域的改革创新将是重中之重。从中国整体改革开放进程来看，上海自贸区改革定位于中国经济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举措。
一、自贸区改革将成为撬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杠杆
面对中国经济日益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用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应对思路，以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实现全面的转型升级。而上海自贸区改革将成为撬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杠杆。
第一，自贸区改革有利于突破我国的经济增长悖论，形成示范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保持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态势，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加入WTO以后，我国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但是以货币和金融体系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发展则严重滞后，成为制约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的“短板”，对我国的全球强国地位形成严重的制约。自贸区改革将成为激活国家改革开放全局的关键突破口，将带动其他领域内的改革、创新和突破。尤其是金融领域的改革创新将会形成明显的示范效应，进一步深化我国金融体系整体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创新，推动我国由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跃升为金融大国，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良好互动，突破当前的经济增长悖论。
第二，上海将为自贸区改革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持。首先，长三角是我国改革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而上海则是长三角改革开放、转型升级的领头羊。上海的经济总量、科技水平、发展理念、法制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均处于全国前列，能够为自贸区的改革创新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其次，上海正在着力打造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而作为国家战略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和自贸区改革形成协同发展、相互促进的良好互动效应，自贸区金融改革将在一个相对较好的基础上加以推进。最后，上海拥有强大的航运贸易体系，可以依托外高桥港、洋山深水港、浦东空港国际枢纽港的联动作用，推动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和跨境贸易的蓬勃发展。可以预见，以人民币为计价的各类支付、交易及投融资工具也将纷纷涌现，这无疑有利于自贸区在未来成为全球人民币的重要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和资产交易的金融中心。
第三，自贸区改革有利于全球形成对中国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持续稳定发展的良性预期。当前，国际上“唱空”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在自贸区先行放松资本账户管制的情况下，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波动将会给跨境资金的流动、监测和管理带来极大的困难，从而对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形成掣肘。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从宏观层面看，自贸区改革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念，将通过倒逼机制进一步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从而形成能够有效支撑至少未来十年持续稳定发展的增长动力，有利于稳定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预期。从微观层面看，自贸区“境内关外”的特征将在制度、区域、资金价格等方面同时形成两元结构，由此形成的跨界套利空间将极大地激发市场参与者的投资、交易热情，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从而能够推动美元结算体系与人民币结算体系逐步实现对接。与此同时，自贸区的各类金融市场也将进一步深化发展，逐步与全球金融市场在制度、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等方面实现有效对接，形成境内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良性运转机制，这有利于全球形成对我国金融市场持续稳定发展的良性预期。
二、中国经济周期调整的被动性，决定了以金融服务促进自贸区改革的坚定性
经济的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世界经济正是实现中国梦的大舞台。中国经济历经了全球贸易大国、制造大国和经济大国，现正在谋求金融大国，以实现大国崛起。从发展的历史来看，加入WTO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体现出较强的出口拉动型增长特征，主要表现在全球尤其是欧美发达经济体对我国制造业商品的需求，由此推动我国进出口贸易量和增速长期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随着贸易和制造业中心逐步向中国倾斜，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由于全球经济周期调整的战略主动权仍然在美国手里，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强大了，但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被动性特征却越来越明显。这一方面是国际贸易市场对我国的影响，随着我国外贸依存度的逐步提高，出口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包括境外热钱的进出，成为影响我投资总量、供给总量的重要因素。在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下，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美国，其经济刺激方案、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均对我经济运行，甚至投资和消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国经济周期的调整模式从实物贸易的被动性调整周期，逐渐陷入国际金融政策外溢效应所导致的本国基础货币被动投放予以对冲式的被动型金融性周期波动现象。
在此背景下，美国正在积极主导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同时与欧盟也在进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现行WTO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了严重挑战。美国所提出上述新型的国际贸易体系，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除了实务贸易外，还涵盖了投资和服务贸易。中国如果不紧随时代潮流，及时改善金融服务体系，加入这一轮贸易和投资的新体系循环，则有可能失去新一轮发展的动力，而且原有的贸易和制造业优势也将难以为继。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需要一个高度开放和融合的全球经济体系，这就是自贸区推出的紧迫性。而上海自贸区将致力于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金融国际化三方面的改革，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通过改革的倒逼机制，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充分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真正成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着力点。
三、金融改革促进上海自贸区从FTZ转变为FTA，要重点关注软结合和硬连接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是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博弈的两个经济体。中国经济从排名第四、五的经济体向第一、二大经济体迈进的过程中，中美两国一直是竞合的关系。从历史经验看，在以贸易/制造为基准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中美两国开始是软结合，后来是硬连接。随着中国贸易体量的不断增大，中国的马力逐步增大，美国的马力逐步减小，整个全球贸易开始向中国倾斜，中国因而成为全球的制造中心，受益也最大。金融业在服务全球贸易的过程中，中国的银行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英国《银行家》杂志“2013年全球银行1000强排名”，中国共有4家银行跻身全球10强，共有96家银行跻身全球1000强。
未来，随着人民币逐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以人民币为本位货币的货币金融体系将与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货币金融体系展开充分的竞合。当前环境下，在全球金融服务和投资体系中，美国是大马力，中国是小马力。货币体系的主动权和资本的流动的掌控权，显然是在美国一方：美国每年货币发行量仅有1/4留在美国国内，剩下的3/4则通过贸易金融渠道流通至全球各地。在中国实行固定汇率、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根据“三元悖论”，中国不得不成为基础货币被动发行量最大的经济体。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要加入以服务和投资为主体的全球分工体系中，还应借鉴当年加入WTO的历史经验，要把握好软结合和硬连接的关系，一旦条件成熟，金融改革将会在具有FTZ性质（依据国内立法、符合国际WCO惯例）的上海自贸区迈向具有FTA性质（依据国际双边及多边协议、符合WTO惯例）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自贸区的过程中，发挥相对的主导作用。
可以看到，推动自贸区建设成为最大的人民币产品市场，以及促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将会是自贸区改革所能带来的最大的制度红利，这也是中国对全球重构新型金融体系做出的最大贡献。其中，连接FTZ和FTA的重要渠道，将是围绕人民币国际化展开的一系列金融市场化改革，包括人民币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浮动等内容。
各类金融机构均可在此过程中，抓住贸易和航运金融这个主线，建立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适应的比较优势，在新的国际金融分工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金融机构可在满足贸易、投资便利化环境下境内外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过程中，沿着人民币跨境使用这个主线，循序渐进地重点发展以下业务：一是离岸金融业务，包括债、贷、股，以及证券、保险、期货和信托等；二是在岸的人民币离岸业务，包括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海外人民币市政债、人民币股权融资业务等；三是在岸人民币业务，包括跨境支付和结算、人民币利率和汇率衍生品、人民币大宗商品期货、外贸物流金融、航运金融、仓储保管金融等。上海自贸区将在“一线逐渐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原则下，通过银行分账经营、独立核算的方式，将服务对象涵盖至区内居民和境外非居民。这实质上在区内构建了一个涵盖离岸和在岸业务、本外币一体化、与国际金融市场高度接轨的金融市场环境。
四、推动自贸区金融体系改革，顶层设计与基层先试两者要并行
国家已明确上海自贸区三年之内要先行先试，关于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层次和路径问题，业界也有诸多论述，观点不尽相同。有的人认为应该先从顶层设计开始，有的人则认为应该从基层先行先试开始。实际上，在时间表倒逼的前提下，应该齐头并行。在全球贸易体系和制造体系下，所谓软连接和硬连接问题，只是一个商品市场的对接，涉及的问题相对简单。在全球服务和投资体系下，软连接和硬连接不但是各类要素市场的对接、产品的自由流通，还是包括法律环境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对接，理念和观念的对接，此外还包括技术层面的对接，比如金融资产定价方法、定价基准的认同等等。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上要齐头并进。国家设定了三年的期限，改革已没有退路。宏观层面上，行政管理体制需要对接，这不仅仅是推出一个负面清单就能妥善解决的问题。中观层面上，金融监管体制需要对接。例如，利率完全市场化后，需要建立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微观层面上，金融市场基础建设的方法论需要对接。例如，金融资产和衍生工具，避险机制都要与全国乃至世界对接。如果没有这些基础，一旦放开了对资本项户的管制，汇率、利率等衍生品将会形成单边市场，而没有与之相对应的避险和对冲工具，这将造成极高的金融风险隐患，对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挑战都很大。尤其是微观层面的挑战可能更大，大部分企业极有可能适应不了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冲击。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贸然和全球金融体系硬连接，最终损失惨重的必将是中国的企业。
第二，在推进的次序上，应先在自贸区先行先试，然后再进行全国推广，最后和世界硬连接。当前阶段下，金融机构一是要围绕贸易、航运和仓储，积极协助或牵头引进跨国企业总部、大型国际性贸易企业、仓储企业、全球航运企业、物流企业等入住自贸区，建立网络覆盖全球、产业链较长、体量庞大、数目众多的客户群体；二是要借助金融机构的跨国力量，构筑离岸金融市场，优先服务国际市场，促进国际贸易的便利化；三是要借助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围绕钢铁、大宗商品交易、转口贸易的产业链等，打造在岸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形成人民币定价中心、大宗商品仓储交割结算中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人民币全球财富和资产管理中心；四是要借助全球人民币沉淀的非均衡性，完善回流渠道，构建在岸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扩大自贸区在世界金融体系的影响力。
第三，推进的路径应坚持分账户管理原则。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要尽快推出“分账核算”系统，要在FTZ环境下设置不同类型的账户提出明确的分账管理要求。商业银行可据此严格区分自贸区业务和非自贸区业务，账、表单独设置、单独计量、单独核算，单独考核。同时，监管部门还需考虑实际情况，设立一个合理的过渡期，其好处是通过在分割的市场内先行先试，然后逐步过渡到全国统一的市场，最后和全球市场硬连接。
第四，在微观层面上，一些基本的金融操作技术，必须和国际接轨。只有微观的技术接轨，中观的监管到位，宏观的体系对接，才能达到真正的境内市场统一。中国也才可以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进行硬连接。
第五，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的先行先试。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主导力量，将在自贸区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可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在部分业务领域先行先试。一是进一步与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接轨，支持商业银行开展综合化经营，提升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二是进一步优化对离岸银行业务的监管，支持商业银行在结构性融资、衍生产品、资产管理、私人银行等业务领域先行先试。三是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打造贸易融资服务的升级版，如创新发展适合现代贸易要求的授信金融产品，发展大宗商品交易融资、清算等新兴贸易融资服务模式等。
作者：李 麟 李华章